几件小事

在我当足球记者的几年时间里，与高高在上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直接打过几次交道，虽然每次交往都能留下了让彼此难以忘却的对话，但我的角色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对于王俊生来说，我是“一个陌生的人，也许他现在仍然不认识我。现选择我与王俊生的三次交往经历，让大家从侧面了解其人其事。

1998年3月中旬，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足球记者汇聚中国足协会议室，参加中国足协为新任男足主教练霍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王俊生、张吉龙等足协官员在主席台就座。此时的王俊生因在1997年底十强赛失利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时的“失言，而引发了信任危机，球迷、媒体的下课声仍未平息，体育总局任命的两位专职副主席已经到位，刚上任不久的专职副主席张吉龙主持那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们也都向张展开提问，此时的王俊生静静地坐在那里更像一个“摆设，没有人理他，似乎人们当时传说的他即将卸任的传言是真的，至少从在场记者们的眼中能够证实这一点，王俊生那时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次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当时也说不出其中的原因，手持中央电视台话筒的我，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向王俊生提问，“请问王俊生主席，如何检验和评价霍顿1998年的执教成效？问题提出以后，许多在场的记者都向我望来，张吉龙副主席也打量了我一眼，王俊生的感激眼光碰到印有中央电视台标识的话筒时，变得警觉和疑虑起来，在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后，王俊生较镇定、较详尽地回答了我的提问。回答完提问之后，看见我中肯地点头示意，王俊生的表情放松多了。

当天晚上电视台以及第二天报纸的体育版面都报道了王俊生的答记者问。随后王俊生又回到了许多记者们和球迷们的视野中。

我不知道我的提问对王俊生度过那次信任危机有多大的帮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回答过无数次记者提问的王俊生，一定不会忘记那一次。

1998年6月，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我，还未来得及回报社就因为一个突发的足球事件而去足协采访，此时的王俊生已经度过了信任危机，在他的办公室我找到了他，面对蓬头垢面的我，他显然已经不认识了。当我报上是某某报社记者想问什么问题时，提问刚刚结束，他便以官方的推辞语言搪塞了我。起初我还以为他真的不知道，回到报社之后，与中央电视台某位著名体育记者的一个电话差点没把我气晕过去，这位记者告诉我，我的这个问题他刚刚打电话从王俊生那里得到答案，王俊生在回答完提问还说，“刚才某某报社的记者来到我的办公室提问，我都没有回答他……

王俊生一定还记得他与中央电视台的那位名记者的这番通话，那么他还一定记得我的那次不成功的采访。

1999年5月中旬，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王俊生的好朋友）正在联系将20多名中国青少年球员送到欧洲某高水平职业球队培训，与王俊生约好面谈，欲得到王俊生的支持。因底气不足，这位朋友约我（也是此事的策划人之一）共同前往王俊生的办公室，此时我的身份是某某体育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中国足协办公室的走廊里，我们碰到了王俊生，因为我的这位朋友与王俊生是熟人，彼此见面都很热情，当他见到我时，谨慎又不失热情地问我，“你有什么事吗？此时的王俊生给人感觉待人处事非常老练，正当我不知他是否已经认出我而支支吾吾时，我的这位朋友替我解了围，说我是他们公司的人。走进王俊生的办公室，坐在他的对面我们的谈话开始了。在这次谈话中，王俊生器宇轩昂，行业主管溢于言表。谈话间，他不时地打量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但又一时想不起来了，在他努力地回忆仍想不起我是谁时，他的表情趋于缓和（“也许是偶然在哪儿见过，我见过的人多了）。